传承文化根脉，树立王羲之书圣地位

 ——《淳化阁帖》是国家文明的“金色名片”

    故称的《淳化阁帖》是因汇刻于北宋淳化三年（公元992年），又因版藏皇宫禁中，亦称《淳化秘阁法帖》，或称《宫帖》、《圣旨法帖》，简称《阁帖》、《法帖》，为天下首部圣旨法帖，是丛帖“冠中之祖”，堪称书法史上的“圣经”，它主宰了书法千年的发展方向，传世当今的中华圣物，国宝中圣品。 最原始《淳化阁帖》祖本流传至今有1022年，但它作为古代文物，以实物记载了大宋时代的历史背景，在当朝刊刻《阁帖》首先是代表朝廷，一项国家政治性、文化性的行为，具有示范引导作用。宋太宗即位执行尊崇儒学政策，极力推动的文化事业，以传承古代最原始、最优秀、最经典的文物文化，带入“九五至尊”具有法统的象征意义，从而加强赵宋统治在文化继承上的正统性，所以是皇权直接下旨，实施一项宋代中华文化之最的大工程，从而也造就了书法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，保存传承了宋以前代表国家最高水平书家的遗迹，体现在宋代国家执行“文德治世、武功克敌”的国策，也说明当时社会昌盛繁荣的背景，同时出现“重文轻武”的风气。宋朝在大力发展文化时是以最优秀的中华本源文化，为正统主流传承。流传至今，成为我国所称优秀“传统”文化的正源出处。 最原始《阁帖》祖本千百年来被历朝历代皇帝推崇为至高无尚的法书“圣经”，以正本清源，一脉相承，弘扬中华本源传统文化，传至乾隆皇帝时更是到巅峰时代，在乾隆34年（1769年），将宫廷内唯一还收藏有宋太宗赐翰林学士毕士安的祖本，重刻了钦定本。壬辰年乾隆皇帝再次钦定，在圆明园内建造“淳化轩”并御笔撰写论赞《阁帖》与“淳化轩”，为该毕士安祖本供奉之圣殿（作为尊崇的楷模，虔诚顶礼膜拜的圣品），也是“万园之园”园中地标。 最原始《阁帖》祖本汇刻是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书法普及与推动，它确立了帝王正统的书法审美标准，引领着书法的总体审美的倾向，促使在唐代以前推崇的“碑学”变革转为“帖学”，并形成了“碑学”与“帖学”比肩平分秋色，千百年来人们习惯“碑帖”相称，自从产生了《阁帖》祖本后，就开启了刻帖的风气，在两宋时代319年的刻帖活动非常盛行，在当时官僚士大夫文人等的学风，书写练习是临帖，古玩文物艺术品收藏，要有档次，最高雅的首推是帖。每朝皇帝统治时期都有一批新帖出现，从未间断过，其持续时间之长，数量之多，为历代所罕见，使的汉字书写艺术，在几千年逐步成熟的基础上，聚集在以《阁帖》这个文化平台，突破性提升了历代书法大家的名气与升格，从而历史性定《阁帖》为“天下第一帖”，升华为至高无尚的书法史上“圣经”。它对我国书体流传，尤其对宋代行书的发展，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 早在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《晋书》中论赞王羲之，应该是确立王羲之为“书圣”的前奏，但是唐太宗个人酷爱，只在皇家褒奖，为朝廷专享，王羲之墨迹当时在民间流传也非常少。据记载仅有《集王圣教序》行楷流传于世，其右军王羲之要上升“书圣”的名气影响甚微。但到了北宋时代，对王羲之、王献之“二王”书法艺术的赞扬可就全面升级了，宋人从全方位的角度认识“二王”书法艺术，真实树立王羲之“书圣”地位，最明显的在《阁帖》共十卷里，收录了一百多位顶级书家的精品力作，其中尤以“二王”为重多，占总帖数55%以上，由于《阁帖》文化巨大突破性的影响力，从而使“二王”地位在书法历史上起到了里程碑的划时代，成为历代忠实的执行“独尊二王，罢黜万千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书法之圣，天下第一”的大一统方针，凡与“二王”风格相异的，均降下一品，“二王”书法自然形成书法美学，书体发展的一道“顶峰”，至高无上的“书圣”俨然为一座“高山”，供后来者顶礼膜拜，攀登对话。《阁帖》的卷首标题使用了“法帖”字样，是书法范本中最先以“法帖”命名的。所以又被称为法帖的鼻祖，第五卷首页有传承中华五千年最早的“鸟迹书”文字，共28字，由“造字圣人”中华文化第一人仓颉操刀造字，这28字是法书“圣经”实物，经译文破解，证实的历史有：1、人所称“炎黄子孙”的正源出处；2、原始象形文字的正源出处；3、五千年历史的正源出处；4、始起帝制的正源出处；5、人姓氏草创的正源出处；6、中华文化之根的正源出处。 最原始《阁帖》祖本的文献与艺术价值，是它凝聚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底蕴，也是中华文化之最的缩影。从诠释哲理上讲：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基因，是中华民族的根之源，精神之魂，也是古今万文之本，永恒的载体，书法是汉字艺术的精华，法书是书法的法统楷模，法帖（法刻）是法书精中精髓，《阁帖》是法帖冠中之祖。追溯所源，即本源正统文化核心中核心，文化高地中高峰，中华文化之“根”。（王超夫）